在电视连续剧《世界》中，郝冬梅是一位在东北插队的女知青。由于家庭原因，她没有受到太多欺负。此外，她有一个诚实可靠的男朋友周秉义来保护自己。因此，她在知青点并不痛苦，对未来也不悲观。无论如何，只要她的父母恢复正常，她肯定会得到她想要的一切，比如回到城市工作，还有上学的机会。
与郝冬梅不同，其他知青点的女知青都深感焦虑。他们不知道在农村呆多久，害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城。
与郝冬梅不同，知青点的其他女知青都深感焦虑。他们不知道在农村呆多久，害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城市。女知青没有背景，身无分文。唯一的资源就是自己，所以他们想要实现目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和资源丰富的男人交集。
董卫红是郝冬梅的室友。因为南方人受不了冷，她愿意嫁给江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宣传科长姚立松，她比她大十岁，丧偶有子。另一位女知青陶俊书和董卫红差不多，她本来是个富家女，更受不了艰苦的生活，为了早日脱离苦海，她选择靠近戴主任。
这两位女知青的选择是相似的，但结果是不同的。董卫红很幸运。姚主任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董卫红不是为了爱情嫁给自己，而是为了摆脱知青的身份。然而，他看起来年轻漂亮，娶了董卫红，并没有放弃任何事情。他承担了丈夫的责任。
陶俊书的命运相当坎坷。虽然她联系的戴主任比姚立松高，但她的心术不正确。有太多的女孩投怀送抱。他吃髓知味，只玩弄无知女孩的感情，不打算负责。陶俊书加入了戴主任。在滑入深渊之前，幸运的是，郝冬梅拉了一把，让她及时止损，摆脱了苦海。另一个不知名的女孩没有那么幸运。她为戴主任生了三次孩子。有一次她大出血，差点死。
作为一部电视剧，《世界》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有一些艺术再加工。那么，当时的女知青为了回城，是不是和电视剧里描述的一样？事实上，艺术和现实是一体的，相互照镜子。
知青回家总是很困难的。即使在1978年，也有男知青为了交换《准予迁入证明》而冒险。
当年，为了改变身份，上海知青某甲将户口从云南省勐腊县农场迁回家乡上海南汇，经历了一次奇怪的冒险。
某甲说，这张户籍许可证代表着他从一个国有农场的年轻员工回到家乡，重新成为上海的普通市民。对他和成千上万的知青来说，这张《准予迁入证明》也见证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1969年，16岁的某甲初中毕业，他没有赶上第一批去黑龙江的机会，结果去了云南。事后大家发现，原本以为东北条件不好，但事实上，与其他地方相比，东北已经是下乡的好地方了。
孟捧农场的名字是橡胶种植场，但他们刚到的时候还是一片原始森林，经过九年的劳动才换成橡胶林。
树长成了，人却走不动。某甲说，1978年，经过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再教育，知青已经老了，到了面对未来、婚姻和家庭的十字路口。20世纪90年代，有一部关于知青的电视剧《邪恶的债务》，描述了知青的各种邪恶命运：知青渴望农村的爱，有很多孩子结婚和未婚，然后他们回到家乡，这些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根源。
某甲说，知青每月有一天探亲假，但每两年只能用一次，一次24天。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回家两年，知青们开始恐慌。你真的想在第二个家乡浪费生吗？
1978年底，知青们期待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区分农场青年和农村青年，国有农场（生产建设兵团）青年定义为农场青年工人，取消知识青年名称，要求农场青年工人扎根农场，这意味着农场青年可能不能回到家乡，必须在当地工作一辈子。
某甲的身份变成了会员，而不是知识青年，他和许多知青一样困惑，自己怎么能从市民变成农民呢？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不满的知青闹起了我要回家的大回城潮流。所谓闹事，就是讲道理，吵架，打架，甚至杀人。最后，云南知青获胜，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的关注。知青返城最终实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甲记得1979年初，勐腊县到昆明的长途车票相当紧张，每天只有40个座位，显然不能满足农场6000多名知青的回家愿望。某甲用自己所有的全国粮票换来了解放牌卡车上的座位，盘山公路的大转弯一个接一个地通向千里之外的上海。无论汽车走到哪里，都有无数都没有上车。他们站在山路旁观望，眼里充满了回家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