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城放宽人才落户门槛 是“引智”而非“救楼市”
凤凰网房产淄博讯（编辑 刘佳）近日，杭州、重庆、天津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放宽人才落户门槛。专家表示，在大幅降低落户门槛的同时，一定要防范部分城市出现房价快速上涨、楼市过热的现象。
自去年以来，多个城市频出政策，大幅降低落户门槛、给人才购房补贴，“人才争夺战”席卷全国。进入2019年，这场人才争夺战从三四线城市烧到二线城市，并愈演愈烈。
5月29日，据“浙江新闻”消息，杭州于当日发布大专落户新政，规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35周岁以下，含高职）学历，在杭州工作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申请落户。
同日，天津滨海新区宣布进一步放宽人才引进落户条件，并叠加实施储备人才住房和生活补贴政策；重庆放宽人才落户门槛的举措则是，不设年龄和务工年限，直系亲属还可以随迁。
入户门槛降低势必会导入大量人口，增加当地的购房需求。对此，严跃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大幅降低落户门槛的同时，一定要防范部分城市出现房价快速上涨、楼市过热的现象。
多城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
“浙江新闻”上述消息显示，浙江省人才市场于近日发布了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人才引进落户浙江省人才市场办理指南（以下称办理指南）。该办理指南显示，同时符合大专学历（含高职）、35周岁及以下、在杭工作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等3个条件，可申请落户浙江省人才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前杭州人才引进政策，专科生需满足35周岁及以下、符合全日制普通高校紧缺专业目录、在杭落实工作单位、居住满1年并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的社会保险（不含补缴），才可申请落户杭州。
根据此次办理指南，落户浙江省人才市场的条件不仅取消了原有的紧缺专业要求，同时缴纳社保年限也降低至1个月。这无疑意味着杭州落户门槛的大幅降低。
实际上，早在今年的4月3日，杭州就曾出台《关于贯彻落实稳企业稳增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举措》，明确“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交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与杭州通过放宽人才认定标准、降低社保缴纳年限来降低落户门槛的做法类似，近期包括重庆、天津滨海新区等地，也通过类似做法降低落户门槛。
如天津滨海新区5月29日出台《海河英才经办指导意见》，对天津“海河英才计划政策”作出改进，并新增“鲲鹏计划”。政策规定：对学历型人才，放宽双证至单证，即全日制本科生，普通高校毕业生有毕业证书即可，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有学位证书即可。对技能型人才，放宽工作年限要求。对资格型人才，扩大资格型人才认定范围。放宽落户年龄限制、社保要求、就业证明。
同时，根据“鲲鹏计划”，滨海新区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住房生活补贴，其中本科生、硕士、博士每年分别补贴1.2万元、2.4万元、3.6万元，连续发放3年。
而重庆也于近日通过放宽人才界定标准、不设年龄和务工年限、直系亲属可以随迁、不设区域限制等方式，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
需防范部分城市楼市过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去年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就曾出台人才新政，降低落户门槛，加入“抢人大战”。今年以来，“抢人大战”已从西部蔓延至东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已先后有常州、海口、南京、深圳、芜湖、呼和浩特、宁波、无锡等近30个城市陆续出台人才新政，降低落户门槛。
那么，各城“抢人大战”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一方面，人才是一个城市持续健康发展、保持活力的重要要素；另一方面，与国家推动的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政策不无关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办公厅曾于2016年9月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明确在“十三五”期间，通过放宽落户限制、调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等方式，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
而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8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要实现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未来2年至少要完成2000万人的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任务。
“从出发点来看，这些人才新政的主要目的在于优化人才结构、提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严跃进告诉记者，“更多的是‘引智’而非‘救市’，当然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政策对带动商品住宅消费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至今年4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1380万平方米，比3月末减少26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减少357万平方米。
克而瑞数据也显示，部分城市“抢人大战”的直接效果，是楼市库存的明显降低。
以西安为例，至今年3月末，其商品住宅库存为1367万平方米，较2018年同期减少16%，较2017年同期减少28%。
至今年3月末，杭州商品住宅库存为256万平方米，较2018年同期减少8%、较2017年同期减少52%。再如长沙，至3月末商品住宅库存1046万平方米，较2018年同期减少18%、较2017年同期减少36%。
“大幅降低落户门槛的同时，一定要防范部分城市出现房价快速上涨、楼市过热的现象。”严跃进表示，“必须严格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政策，才能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新一线城市落户难易盘点：沈阳、郑州、西安门槛最低
放开落户门槛，吸引更多人口进入，成为不少新一线城市的重要目标。
7月底，南京发布《南京市实施办法的通知》，降低了积分入户的门槛：首先，通过积分落户南京需要缴纳的社保年限，从原来的不少于24个月，调整为不少于12个月。其次，在苏州市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视为在南京缴纳并赋分；在苏州市居住的，视为在南京居住并赋分。
事实上，从新一线城市来看，南京的落户门槛不低，要求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45周岁以下的本科学历毕业生，或者正在缴纳南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且已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40周岁以下大专学历毕业生，才可以凭学历入户。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部分新一线城市只要求中专或者职院的学历即可落户，如郑州落户的学历只要求中专、职院及以上，且没有年龄限制。此外，许多新一线城市不断降低落户门槛，但放宽的速度不同。
在放宽落户的背后，不少新一线城市的就业人口增速放缓。以南京为例，江苏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底，南京的就业人数为462.6万人，2019年南京就业人口仅上涨到464万人。放宽落户成为吸引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流入的关键一环，但是落户放宽脚步的快慢，也需要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来衡量。
新一线城市落户难易不一
近期，不少城市在放宽落户限制。
其中，落户难度拔尖的城市——北京，也开始“放下身段”引才，提出全国高校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均可由用人单位申请办理引进。
和由北京代表的一线城市相比，15个新一线城市的落户整体难度更小，最低中专即可落户，尽管并没有哪一个新一线城市真正完全的“零门槛”。
那么，从学历入户来看，目前各新一线城市的整体情况如何？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入户的条件一般会有几块规定：是否为本地毕业生、就业情况、社保情况、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要求、最低学历的要求、年龄等。
综合来看，新一线城市落户门槛最低的城市包括沈阳、郑州、西安等地。
其中，西安提出，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毕业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的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可落户。沈阳提出，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及以上在校生和毕业生（含往届）可落户。郑州也提出，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可落户。
可以看到，这三个城市对于落户的要求的门槛都较低，并不要求应届生，也并未提出社保和就业要求，学历的要求也并不高，也并不要求一定是本市毕业。此外，沈阳还提出，在沈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落户。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三个城市的落户门槛在新一线城市中最低，与城市所处位置密切相关。首先，这三个城市所处省份都是人口外流大省，很多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其次，这三个城市都致力于打造“强省会”，吸纳更多本省人口流入。
也有新一线城市将落户门槛的学历要求设置较低，但有其他的要求。
比如，重庆提出，应届专科以上和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渝就业的，可申请在城镇地区登记户口；高层次人才不受是否就业限制。长沙提出，本科及以上学历，凭毕业证、就业报到证或合法稳定就业凭证落户；其他类别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还需缴纳城镇社保凭证。宁波提出，具有高中学历、普通中等职业教育或初级技能职业资格，按规定参加本市社会保险满2年，可在合法稳定住所所在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相对较低落户门槛的城市，具备类似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部分受益于产业内迁，吸纳劳动力的力量增强；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可以承接更多的外来人口转变成户籍人口。
除了最低落户门槛的几个城市，新一线城市中，大专以上的学历或者中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可入户，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要求。比如，佛山提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需同时具备大专或以上学历），年龄男50周岁以下、女45周岁以下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可入户。也有城市要求对大专落户提出了缴纳社保的要求，比如苏州、南京等地。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新一线城市的落户要求相对较高。以天津为例，学历入户的最低要求是普通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本科生），一般不超过40周岁。
力推差别化落户
尽管落户难易不一，但放宽落户门槛，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共识。
早在2017年，一些中西部和东北的新一线城市，就已经率先降低落户门槛。比如，西安2017年3月出台户籍新政，全市实行学历落户只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申请办理西安户口，紧接着5月出台“西安人才新政23条”。
沈阳在2017年8月对本科及以上学历推行“先落户后就业”，2018年4月对符合条件的中专以上学历人才均可“先落户后就业”。2020年4月取消年龄限制，拥有中专、职院及以上学历即可入户。
最近数年，杭州、武汉、郑州、重庆、东莞、合肥、青岛、苏州等多个新一线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落户政策。
今年3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学历人才落户条件放宽，具有国家承认大专学历人员以及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可以落户。
而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人才落户的最低要求为45周岁以下，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或者学士学位的人员。
7月底，南京调整了积分落户的细则，提出通过积分落户南京需要缴纳的社保年限，从原来的不少于24个月，调整为不少于12个月。
为什么？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口的整体格局在发生改变，就业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一定下跌，成为不少大城市面临的直接问题。
比如，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苏州的就业人数达到695.2万人。可是这一数据到2019年为692.6万人，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刚刚降低落户门槛的青岛，山东省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该市就业人数为590.3万人，这一数字到2019年下降到580.2万人。此外，沈阳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在2017年为121.1万人，2019年为119.6万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新一线城市就业人口的快速上涨。2016年，西安的从业人口仅为539.18万人，这一数字在2017年上涨到596.21万人，并在2018年上涨到621.22万人，2019年上涨到645.86万人。
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 注：沈阳为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长沙尚无2019年数据
在这背后，率先在大城市中放宽落户门槛，确实成为西安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安在近十年来人口增加448.51万人，增量位居第二，增幅高达52.97%，在15个新一线城市领跑。这一方面因为西咸新区由西安代管，另一方面也包括西安落户门槛低，招商引资力度很大，很多大项目来了之后，人才和人口也随之集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西安流动人口增长超过100%。西安常住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放宽落户还有另外一个影响，这就是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加压力。这使得很多新一线城市采取“差别化落户”的政策。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有一些新一线城市比如成都的一直差别化落户，但是今年实施差别化落户的新一线城市更多。比如，2月18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全面放宽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城镇地区落户限制，对持有上述四区居住证、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人员，即可办理落户。
3月15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实施分区域、分类别、差别化落户政策，7月2日，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
7月4日，杭州市政府提出，要建立差异化落户政策体系。严格执行核心城区落户限制政策。通过多项举措引导核心城区过度密集区块人口向“星城”疏解、城市新流入人口向“星城”集聚。
为什么要实行落户差异化政策？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力推；另一方面，中心城区在吸引人口入户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由此带来的住房、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压力增加。此外，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上的侧重亦是原因之一。青岛实行差异化落户政策，与城市发展战略指向西海岸有关。在山东省发布的12条举措中，也具体提到了将来如何建设西海岸。
目前来看，人口受到大城市吸引仍然是中国人口的重要规律，未来中国大城市对人口尤其是就业人口的竞争将更为激烈，而放宽落户门槛只是增加吸引力中的一环，而且这一步伐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年将继续持续下去。
（作者：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洁,实习研究员张惠兰 编辑：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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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抢人大战再升级：落户降学历 买房降首付
进入2019年，一场由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持续两年多的“抢人大战”再度升级。
2月27日，南京市发文，将自2018年3月1日起执行的《关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来宁落户的实施办法（试行）》继续试行一年。
不止是南京，进入2019年以来，多个城市继续加码人才政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在2019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户等政策的城市已超过20个。
随着学历落户门槛继续降低和放宽购房、投资纳税落户等条件限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快车道”。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市放宽落户条件是必然趋势。马力认为，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力资本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未来发展靠的是人才红利。
不过，宽松的落户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使得多个城市房价出现反弹。随着更多城市跟风加入，人才新政也面临着是吸引人才还是刺激楼市的争议。
“强省会”战略
3月17日发布的《西安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宣布，在2018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
在动辄百万的引才规模之下，人口争夺成为城市竞争的新形式，以西安、郑州为代表的新兴二线城市几乎是举全市之力引才。某种程度上，城市间“人才争夺战”已从抢人才变成了抢人口。各城市亦拿出“真金白银”，从租房、购房、生活等方面提供补贴，以吸引更多人才流入本地。
有分析认为，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在今年引才力度空前，体现出这些城市的“人才焦虑”。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智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二线城市的“人才焦虑”，本质上是这些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焦虑。恰恰是这种发展焦虑，使得二线城市想通过人才新政，让城市短期内在经济增长、财政性收入增长等方面取得进展。
从过去拼GDP、拼招商，到如今拼抢人才，这种变化的背后，体现出二线城市在产业转型、布局新经济新业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难题。此外，未来城市的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来驱动，人力和土地成本退居其次，人才储备成为城市间竞争的核心要素。
不同城市对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线际”差异，相比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处于竞争劣势。
南京作为较早加入“人才大战”的二线城市，高端人才稀缺一直是其人才资源的突出短板。南京一位负责人才工作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京其实并不缺普通人才，真正缺的是顶尖的领军型人才。
在南京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辉龙看来，高端人才一定是在顶级城市间对流。南京的现状是，顶尖人才落地需要时间来构建产业基础，南京的人才集聚效应也难以匹敌一线城市。
江苏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丁宏向《中国新闻周刊》描绘了一张南京紧缺人才图谱：南京科教资源丰富，基础性研究人员较多，但同产业发展和创新结合比较紧密的人才比较缺乏。其次，南京目前依旧比较缺乏“能够站在世界科学高峰”的顶尖科学家。此外，能够对科研成果进行转化的科技型企业家，特别是在新经济业态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型企业家稀缺。
南京市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认为，随着这两年进入一个以省会城市为引领进行发展的新阶段，合肥、成都、西安等省会城市都是在“强省会”战略下崛起的。南京加入“抢人大战”，也因为它面临着来自其他兄弟城市的压力。近些年，成都、武汉、合肥、兰州、贵阳等省会城市在所在省份经济规模所占比例快速上升。
反观江苏，多年来苏州的GDP总量一直领先于南京。据媒体报道，2018年，南京在江苏省中的经济总量占比为13.8%，位列全国省会城市占比倒数第二。有学者分析称，南京市域面积相对较小，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偏弱，苏锡常稀释了省会城市的能级，造成南京集聚力差，首位度不高。
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因素，在中西部省会城市上显得更为突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
数据显示，中西部省会的首位度普遍高于东部沿海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首位度是一个学术提法，指的是一个地区人口规模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来描述首位城市在全域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原来中西部一些后发的因素，如今却变成了优势，比如地价、劳动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劳动力也会考虑性价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业，首选就是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如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
此外，以镇江、襄阳等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也加入了今年的“抢人争夺战”。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人才政策不断加码，人才资源在这些地区形成“人才池”，正加剧三四线城市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的人才引进也被看作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有利的。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呼吁，城市引才应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教授赵秀池认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人才大战”，不能片面地只看成是盲目跟风，其背后恰恰是反映了一个大趋势。
张智新则认为，目前的“人才大战”中，一些城市出台的人才新政是一种靠指标或者是为出政绩的一种临时性制度措施，若没有后续政策跟进和配套，想长期留住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此次各城市加入“人才大战”应看成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
留住人
除了针对高端人才的争夺，越来越多的城市普遍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口作为争取落户的对象。一些二线城市人口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未来城市的人力资源将得到较大改善。
2月13日，西安又发布落户新政，门槛再降，这是西安两年内第七次调整落户政策，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辽宁省沈阳市、江西省南昌市早已将落户门槛降至中专学历。
一些城市还提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如长春市提出今年落户人数力争突破8万人，增长5%以上；武汉市要在2018年实现40.6万名大学毕业生留汉基础上，提出今年新增留汉大学毕业生25万名。
多位受访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地放宽落户条件，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据中原地产数据统计显示，南京、合肥、成都等城市均在2018年落户超10万人。此外，长沙、武汉、西安、郑州、合肥等城市均明确提出未来5年引才百万的目标。
近年来，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二线城市中，不少城市有着对城市规模和能级发展升级的考量。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类似西安这样冲击“千万人口”的城市，是因为城市人口达到相应规模就可以得到相应指标，“指标意味着获得相应的资源配比，包括财税等等都会有相应的好处”。人口的增长对城市而言意味着获得劳动力资源和潜在消费力，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引入人才已成为必选项。
2月2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心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为超大城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为特大城市。未来除了这12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意味着落户不少二线城市将变得更加简单。
2014年中国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也可能提前完成。
今年以来，多地再次出台或者升级吸引人才政策，制定了较全面的人才引进体系，政策也在逐步细化。各城市也不惜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人才落户、购房补贴、生活补贴、配套保障等方面加大引才力度。
除为高校毕业生发放租房补贴和见习补贴外，南京人才安居福利再升级，将企业博士安居租赁补贴由原来的每月1000元提升为2000元。沈阳开始对高校毕业生提供租房补贴，标准为博士每月800元、硕士每月400元、学士每月200元。
南京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辉龙认为，城市间“人才争夺战”，政府对人才的补贴和跟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并不一样。“政府靠拼财力引进企业，五年的免税期一到，企业就可能拿着补贴就跑了。而人才不一样，他留在一个城市就是为了工作和生活，这种补贴对他影响更大，对一个城市而言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
楼市松绑？
据《经济观察报》统计，今年中国至少已有18个城市从不同角度对楼市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中直接松绑的方式涵盖了降低首付、下调首套房贷利率、取消限售、限购等。
近日，佛山“低调”发布楼市新政策：部分非限购区域的首套房，最高贷款成数可以开放为八成。这一举动被媒体解读为打开楼市解冻的第二道“口子”。
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西安涨幅最大，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5%。
数据显示，西安加入“抢人大战”不到两年时间，新增落户人口超100万人，截至2018年底，西安市户籍人口平均年龄为38.07岁，比新政实施前平均年龄下降1岁，老龄化率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而纵观2018年西安各月房价走势，整体均价维持在1.3万元/平方米左右，环比涨幅高达15%。
因此，各地“抢人争夺战”也面临着刺激楼市的质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教授赵秀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越来越多的城市持续放宽落户的条件，可以看成是给楼市一种变相“松绑”，但目标还是为了城市发展。赵秀池认为，房价本质上还是供求关系，人口增长必然带来住房需求的增加，这也间接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再度升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线城市纷纷放宽、取消购房、投资纳税落户等条件限制。
今年，大连取消了参与积分落户的房屋办理落户后3年内不得抵押、转让的规定，并且将参加社会保险满1年可参加积分落户的标准降低为6个月即可；西安则全面取消购房落户的社保要求，其中，购房落户不再受社保年限和购房时间、面积的限制；南京修订积分落户实施办法，规定房产面积每满1平方米计1分，并且社保由“2年内连续缴纳”变为“累计缴纳社保不少于24个月”。
落户宽松、首套房不限购，再加上有吸引力的房价，相比一线城市严控人口、严格限购，二三线城市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城市人口还将快速增加。
张大伟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人才政策，大多只考虑到了用降低门槛吸引人来，但没有留住人才的措施。这种情况下，吸引来的很多是购房者，甚至有可能出现炒房客借助人才政策在不同城市购房落户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波动。
张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从房价上涨城市看，其中大部分都发布过人才引进政策。人才政策变相地降低了限购门槛，将人才吸引来之后，推向本来就供需结构紧张的房地产市场，这明显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上涨预期。
对于市场来说，这容易引起非理性的判断。张大伟建议，地方的人才政策不应该和房地产限购挂钩，对于真正的人才更应该提供直接的居住房源，单纯地将人才推向市场容易带来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
王辉龙认为，引进人才其实就是一个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人、资本、土地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人。人才新政之下，没有产业人才很难落地，增加的人口反而会变成城市的一种负担。
多位受访学者强调，对于城市引才来说，产业基础支撑很关键，良好的产业基础可以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人才对城市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推动产业发展和升级，而不是在刺激房地产上。
